何海霞，字瀛，满族，北京人，寓所取名“茧居”。曾任陕西国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画研究院研究员陕西国画院名誉院长。少时随父学书法，入手《芥子园》，16岁拜琉璃厂韩公典为师学画，始从吴门四家入手，继临袁江、袁耀，后习宋、元、明、清诸大家。1935年有幸被张大千所赏识，遂拜张大千为师，入室“大风堂”，大量临习宋、元、明、清作品，为其绘画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随师入川，饱览蜀中山川名胜，消化于胸，画艺日臻成熟。一九一五年迁居西安，致力于山水画的创新，与赵望云、石鲁等大家共创“长安画派”。其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览，一九八八年入英国《世界名人录》。

                            一见缘深

   “余与扬君石朗先生相晤不久而非深交，但一见缘深”。
　　这是何海霞先生得知杨石朗将在1989年 5月于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为杨石朗先生画展题词起笔的第一句话。在这句话里，何海霞先生充分表达了老艺术家之间由衷地相互理解与敬重之情，对民族艺术的真挚热爱油然而出，实乃数十年呕心沥血后的肺腑之言。
　　然而就是这句话，却让北京琉璃厂老人周殿侯老先生忍俊不禁，捧腹大笑，泪花悠悠地溢出眼眶，手帕搽了又搽，直把杨石朗老师和我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良久，周老先生好不容易止住了笑。他拍拍印着何海霞先生题词的画展请柬，眼角挂着未揩尽的一丝喜泪，话语中带着明显强压下去的笑意，略带调侃地问道：
　　“你与何海霞先生刚认识”？
　　杨石朗老师迟疑地点了点头。他实在想不起在来京筹备画展前，什么时候与何海霞先生有过交往。而我作为杨石朗老师的学生，只知道杨老师到北京联系个人画展时，曾经人引路，到何海霞先生寓所一叙，言语间对丹青的共同体会颇为投机，促膝而不知其惫。此前他们就曾相识，却从未听老师讲起。
　　周殿侯老先生微笑着说道：
　　“你再好好想想，往远处想，过去真不认识”？
　　周老的提示，让我似乎意识到点什么，却又拿捏不准。杨石朗老师作为海派巨擎贺天健、吴湖帆先生的得意弟子，四十年代即多次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颇为引人注目。而杨老师在北京开画展时，所有操办与同仁间礼仪往来，俱由周殿侯先生帮忙打理。是否在杨老师以前赴京（北平）开画展时，就与何海霞先生有过交往？不得而知。
　　“43年来北京开画展的时候”？杨老师试探着问。
　　“对呀，长得白白净净潇潇洒洒，穿长袍马褂，每天都来和你聊画的，不就是他吗！当时你可是第一个穿着西服开画展的”。
　　周老先生回忆道：“他是张大千的弟子，你是贺天健、吴湖帆的门生。在中国画界里，你们都是名师门下的高徒。聊得投缘，他也就天天都来。这以后翻天覆地，时势动荡，经过了多少坎坷？你们又都沉浸于丹青笔墨之中，难怪把过去的事情都淡忘了。学问使然，怪不得你们”。
　　周老先生一句“学问使然”，为他们几十年的疏漏做了准确的诠释。与杨石朗先生一样，何海霞先生同样为国画事业付出了自己的毕生心血。他的画承继了张大千先生注重笔墨、用色大胆泼辣的风格，泼墨技法有所突破，很为杨石朗先生钦佩。得知何海霞就是自己40年前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时格外投缘的老朋友后，他一面为自己淡忘了往事而内疚，一面又急切盼望再次与老朋友见面。
　　第二天，中国美协、中国美术馆、江西美协主办的《杨石朗画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杨石朗先生依旧穿着西服，翘首盼望着知音与老朋友的到来，企盼艺术的交流与再次促膝恳谈。
　　果不出杨石朗老师所料，画展开幕不久，众多美术界知音朋友纷至沓来。在京的美术权威李可染、刘开渠等，也都前来参观交流，对杨石朗的艺术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我遵照杨石朗老师的嘱咐，在开幕时随专车到寓所迎接何海霞先生。一路上，回忆起杨石朗正是自己40年前老画友的何海霞先生兴奋不已，讲述了不少过去的趣闻逸事，令我这个晚辈受益匪浅。来到中国美术馆后，他紧紧握住杨石朗老师的手，爽朗地笑者连声说道：
　　“40多年前我就看过你的画展了，今天再来参观你的画，真是别有韵味哟”。
　　然而我想的最多的，是他们这段有趣的交往经历：
　　40年前，他们为笔墨丹青的痴迷而投缘。
　　40年后，他们仍然为痴迷丹青笔墨而“一见缘深”！扎根于民族艺术的友谊，率真而坚若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