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画中建筑物和服饰用品辨识

   绘画中有画着建筑物和种种器物用品的，如为一时写实之作，那么从那些东西上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特征来，以此识别年代很有帮助。下面略举一些实例说明之。
   (一)建筑物方面
   传世隋人展子虔画《游春图》卷中绘有寺院一所，据对古建筑掌握有较多材料的人考订，认为画中屋角“鸱吻”上插有丁字形附加物“剑把”（古名抢铁），这种形制现在只在四川大足北山出土的可能是晚唐石刻画中的建筑物才能见到。因此有人怀疑此画为晚唐人仿古之作，将其认作隋代作品值得商榷（见傅熹年《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文物》1978年11期）。
   例二，《石渠宝笈•三编》著录的北宋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卷，是目前传世数本中唯一可信的真迹。
   其中与其它伪本不同之点相当多，这里只举所画汴京京城除了城门洞部分是砖砌的以外，其城圈则是“版筑”的土墙，正合《宋会要》第一七八册所载《修城记》中记述的规制。现在流传中的许多伪本都不是从此真迹摹得的，图上所画则尽为砖砌。事实上砖砌的城墙要到明初才出现。即此一点已知所见其它各本无一不是明清人的伪作。此外该画中还有木构卷形的“飞虹桥”以及“綵楼欢门”等等，也与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书中卷一“河道”、卷二“酒楼”所讲的—一吻合，这都不是凭空想像得出来的。因此《三编》本对此图除了笔墨形式、题跋和流传有绪等等考证上获得证实可信为“祖本”外，画中那些据实描写的建筑物也是一种非常有力的证明。
   （二）服饰用品
   服饰用品包括衣冠、器皿、舟车等等，往往在肖像画或叙事画中能够见到一些当时的形制。如：
   (1)长脚幞头。据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说：
   至刘汉祖（智远）始仕晋为并州衙校，裹幞头，左右长尺余，横直之，不复上翘，迄今不改。国（宋）初时脚不甚长，巾子势颇向前，今两脚加长而巾势反仰向后矣。
   今在“南薰殿”旧存的来历代帝王的画像钢中，和南宋人画曹勋《迎銮图》等卷中，都能见到这样的幞头形制，但在元代画中就不再在见到，估计那时已不流行了。《迎銮图>曾被后人误定为《李密迎秦王图>，而唐代又无此冠式，可知其谬妄。再譬如一幅古纸古绢的风俗画，而其中有戴红顶花翎的人物，无论纸绢如何古老，它也绝对不会是清以前的作品。
   （2）《清明上河图》所画的棕盖牛车和“串车”等，其名称描述亦见于《东京梦华录》卷一中，同样和土筑城墙圈、卷形虹桥等一起证实其为北宋人写实之作。
   （3）服饰用品上的各种图案花纹，有些也具有时代特征。以龙为例。在古时候，崇拜权威、迷信神灵，往往用一种动植物为崇拜的偶像，号称“图腾”。据说龙就是综合九种动物的特点创造出来的图象。它的头似骆驼，眼似兔，耳似牛，角似鹿，身似蛇，鳞似鲤，腹似蟹，掌似虎，爪似鹰。在画中的服上或建筑物上，常常碰到绘龙的图案。然而龙的形状，各时代就有不同，大概宋以前所画的龙头兽形、身短、腿长、蛇尾、较少婉蜒之态；以后渐变修长，其尾部则仍具蛇形，元代还是如此；明清龙形变化更大，头角尾部和前代的全不一样。有些画上题有唐代画家的名款，但画中有用藤竹缠扎的高形圆几和带束腰的长方高桌，即从器物上来看，便知这画是来非唐。
   著名学者沈从文先生对于古代服饰很有研究，他根据南唐降宋官吏一律服绿的规定，断定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成于宋初南唐投降之后，而不能成于李煜未降以前。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中就鉴定古代名画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说：“历代鉴定画迹时代的专家，复习惯于以帝王题跋、流传有缩、名家收藏三大原则作为尺度，当然未可厚非，可最忽略制度的特征……古人说：‘谈言徽中，或可以排难解纷。’但从画迹本身和其它材料互证，或其它器物作旁证的研究方法，能得专家通人点头认可，或当有待于他日。”以上说明具体到绘画中的服饰器用，往往有关历史制度，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更为鲜明。宋郭着虚《图画见闻忐•论衣冠异制》专论这方面的问题。画中事物是否与历史相符，被郭氏用作评介的标准之一，可见自古以来鉴赏家对这方面就十分注意。但有的历的临摹本对原本不加任何改变，或考证精确，形制或图纹都不讹的仿作本，就无法依靠建筑物、服饰用品的形制及图案花纹特征去断人、断代了。纵使能断也只能断前不能断后。唐人虽然不能画宋代东西的形制，但宋人甚至更后的人又完全可以画出前代的东西来，这种例子在清代人物画的衣冠中常见。同时有些东西的形制，创始后可以沿用很长的时间，即使新形式已经出来了，旧事物还可以同时并行一段时间，而在边远地区流行的起来，又比中原地区或各个政治文化中心区要晚。这些例子不仅在古代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另外我们现在掌握到的可作为依据的论证，包括石刻、壁画、古建筑等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又不很完备，因此靠建筑物、服用品的形制和图案花纹特征来断代，虽能起一些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是很大的。我们不能不深知这一点，否则靠有限的佐证就过早的下结论也会出岔子的。
四、书画中的文字考订

（一）避讳字

   避讳是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制度之一。许慎《说文解字》说：“讳，忌也”。《周礼•春官》注：“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旧时，对帝王将相或尊长，不直接称其名，谓之“避讳”。如遇此类文字时，要用一定的方式、方法来回避，否则就是犯讳，尤其是犯了君主的讳，是一种大不敬的行为，轻者遭到杖责，重则招来杀身之祸。避讳始于何时？《左传》桓公六年载：“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一也指出：“帝王讳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本庙中耳”。这说明周代以前的殷商时代没有避讳的礼俗，周代开始用讳来奉事神灵。名，在死了以后就要避讳，在生时是可以不避的。《诗经•周颂•雍》有“克昌厥后”能够保佑他子孙兴旺）的句子，《周颂•意嘻》有“骏发尔私”（赶快开发你的私田）的句千。唐人孔颖达注曰：“古人讳者，时言语有所避耳，至于制作经典则直言不讳。”因此，周武王可以不避他父亲文王（名昌）的讳，周康王可以不避他祖父武王（名发）的讳，可见周代的避讳限制是不严格的。
   秦统全国后，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注重避这一制度，故改字之法显于秦。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名于楚，为避“楚”讳，称“楚”为“荆”。秦始皇名政，为避始皇的名讳，以“端”字代“正”字，但有的地方也有不避的，如同在《秦始皇本纪》中：“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李斯《谏逐客行》中也同样出现“楚”字。又如《史记•李斯列传》中赵高诈为始皇书赐公子扶苏日：“将军恬(蒙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李斯狱中上二世书：“北逐胡、貉。”这里不讳在襄王“楚”字，始皇“正”字和二世胡亥的“胡”字，是什么原因呢？《左传》桓公六年说：“以国则废名”注：“如以国名为名，国名不可废，唯废其人名耳”。封建社会认为国名是受之于天的，不可随意改名，所以这里不讳。除了这一原因外，与秦代避讳制不甚严密也有关系。
   汉代建立了比秦代更为强大的国家，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项从思想上巩固中央集权政治的重要措施。汉承秦制，避讳日益盛行。汉法规定：“独讳者有罪”，“使民犯者有刑”。为避高祖刘邦的名讳，《史记》、《汉书》都讳“邦”字，凡言“邦”都改“国”。所以汉沼所引当时流行的经典著作《尚书》：“协和万邦”，“安定厥邦”，改为“协和万国”和“安定厥国”。惠帝刘盈讳盈，改盈为满。西汉置隆虑县，东汉时因避殇帝刘隆，改名林虑县（今河南林县）；隆虑山也改名林虑山。东汉宫苑芳林园，三国魏时因避齐王曹芳名讳，改为华林园（故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三国吴赤乌五年，孙权立儿子孙和为太子，改禾兴县为嘉兴县。西晋因避司马昭讳，改昭陵郡为邵陵（今湖南省邵阳市）。改汉代的王昭君称明君，即明妃。宋代王安石写的《明妃曲》实际上是《昭君曲》。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建邺为建康，改邺县为临漳。避东晋康帝司马岳讳，改山岳为山岱。避晋简文帝郑后小字阿春讳，凡春字地名，以阳字代替。如浙江富春，改为富阳；普人引《春秋》均改为《阳秋》。南朝梁因避梁简文帝萧纲讳，改武冈县为武强县。因避隋炀帝杨广讳，改广乐县为长乐县，改广川县为长河县，改广武县为雁门县，改广陵县为江都县。并把魏张揖所撰为增广《尔雅》而补辑周秦西汉古书的训诂书《广雅》改名为《博雅》。

[本文共有 13 页，当前是第 1 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