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砑光绢作画。在咸丰、同治以来的书画中经常见到。
   我们在研究书画鉴定的辅助依据之一的绢帛时必须注意下述几种情况：
   （1）前人对古书画用绢断代，有宋元绢双丝，明清绢单丝之说。事实上，双丝、单丝前后都能见到，是不能以此断代的。
   （2）年代久远的绢本书画，常多次经过重裱，每次重徒时都要加胶加矾，并用石头加蜡将背面用力轧光。次数多了，这些绢本书画从侧面看上去，绢面上有一层亮光，俗称“宝浆亮”。明清时期的绢本书画上，一般是看不到这层亮光的。
   （3）由于绢的质量有高低之分，庋藏状况也有好坏之别，收藏得好，绢面就比较干净；较多地受到烟熏潮湿，绢面就会逐渐变色，甚至破碎残损。我们绝不能用绢的黑白与破碎残损的程度来断定它的时代远近。如果认为绢黑暗破碎者其时代一定久远，而洁白完整者其时代一定较近，这就极片面，极不正确了。北宋末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和南来院画林椿、吴炳、马麟等人的作品，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现在仍然洁白如新；而明代陈洪缤、蓝瑛等人的有些绢本作品，虽然距今不过三百年左右，却已经污黑破烂不堪，有的连画面都看不清了。
   （4）我们看到大约从唐宋以来书画用绢，其制作规格，只要同一地区生产，用同一种精粗的丝，制成同一等级的东西，如果仅从制作上来看，极不易区别其生产的年代。有的专家比如徐邦达先生曾以康熙时上有玄晔书字的“贡绢”同南宋院绢比较。除新旧气息不一样以外，其它质料、形制方面几乎完全相似。如果两者的制作年代相距更短，就更难识别其时代了。
   （5）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同一时期的绢，因地区不同，织法也就可能不同；另一方面，因各地区社会生产发展情况不一样，某一些地区的织绢技术已经发生变化，而在另一地区，还继续沿用旧的技术方法。不论是上述哪一方面的原因，表现在制成品上，都会显现出一定的差异。
（二）纸
   在造纸术没有发明以前，我们古代曾先后使用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等材料记事。直到两汉时期，简牍、缣帛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书写材料。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简牍笨重，缣帛昂贵的缺点日益突出，于是寻求廉价、方便易得的新型书写材料，逐渐成了迫切的社会要求。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人们终于发明了用麻绳头、破布、旧鱼网等废旧麻料制成植物纤维纸的方法，引起了书写材料的一场革命，使之成为交流思想、传播文化、沟通信息，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工具。
   1957年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出土了公元前2世纪的古纸，纸呈泛黄色，已裂成碎片，最大的宽度宽约10厘米，最小的也有3X4厘米。经鉴定它是以大麻和少量芒麻的纤维为原料的，其制作技术比较原始，质地粗糙，还不便书写。
   我们知道，秦汉之际以次茧作丝绵的手工业十分普及，如韩信未发迹前遇到的漂母，大概就是以此为生的。这一手工业包括反复捶打，以揭碎蚕农和置水中漂洗等工艺。而在漂洗时，留在器物上的残絮，晾干后自然形成一层薄薄的丝绵片，这可能给人们发明造纸技术以直接的技术上的启示。当然，最初的造纸术，还不能一下子产生用于书写的纸张。但新的道路既已开辟，迫切的社会要求又在催促着技术的改进，可以用于书写的纸张的产生当是为期不远了。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扶风发掘得西汉宣帝时的麻纸。在此之前，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居延肩水金关西汉烽火塞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了麻纸二块，其中之一，出土时团成一团，经修复展开，长宽12×19厘米，色泽白净，薄而匀，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含微量细麻线头。用显微镜观察和化学鉴定表明，它只含大麻纤维。同一处出土的竹简最晚年代是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这些情况表明至迟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在遥远的边塞已有了质量较高的纸，这种纸在内地的出现应更早一些，即它是在灞桥纸后约数十年内出现的。从这些事实说明造纸术自发明以后，其技术的进步是很快的。又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旁，考古工作者曾掘得属东汉时期，2世纪初年的纸张，即所谓额济纳纸，上有六、七行残字，这可说是现存最早的字纸实物。
   从灞桥纸到扶风、金关和额济纳纸，我们看到纸的发明、改善及确实无疑地用作书写材料的历史演变。正是在造纸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于2世纪初年，出现了蔡伦这一著名的纸的改革家。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是汉和帝时的太监，曾负责监制御用器物。他总结了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革新。在原料上，除采用破布、旧渔网等废旧麻类材料外，同时还采用了树皮，从而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材料领域。在技术工艺上，也较前完备和精细。除淘洗、碎切、泡沤原料之外还可能已经开始用石灰进行碱液烹煮。这是一项重要的工艺革新，它既加快了纤维的离解速度，又使植物纤维分解得更细更快，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纸纸的质量，为纸的推广和普及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公元105年蔡伦把他用树皮、麻头和破布、旧网制成的纸公之于世后，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天下威称‘蔡侯纸’”（《后汉书•蔡侯传》）。蔡侯纸的出现，在造纸术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纸张开始取代竹帛的关键性的转折。本世纪以来，2世纪的纸不断在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出土，正反映着这一发展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已代替帛、简之类，成为普遍的书写材料。造纸的主要原料除原有的麻、楮等外，桑皮、藤皮也被利用来造纸。北方主要仍使用麻、楮造纸，质量和数量都有较大的提高。南方的藤纸由于质地精良，成为官方文书主要的用纸，曾经盛行一时。其中浙江剡溪的“剡藤”尤为驰名。西晋张华《博物志》中已说到“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在工艺技术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使用了帘床设备捞纸，提高了工效，又使纸张有一定的规格。晋代用丝线或马尾制成的罗底为纸模，其纸面是织纹而无帘纹，以后改用竹帘纸模，才见到了帘纹。其中又有竹条纹和丝线纹两种，横竖交织着，竹条纹可分粗、中等、细、特细四级，大抵晋唐以前较粗，宋代较细。防止纸张虫蠧以及染色的“潢治”法，在晋时已经发明并得到了推广。《齐民要术》专门记载了“染演及治书法”一条，叙述利用黄蘖染纸的的技术要领。另外还有关于利用“雌黄治书”以防虫蛀的记载。这时纸张质地匀细，外观洁整平滑，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晋时书画用纸，从传世的陆机《平复帖》卷来看，系麻纸，张幅较小，高度只有23厘米，与出土晋代简牍的高度相同。新疆出土的前凉建兴（沿用西晋慰帝年号）三十六年（384）文书残纸也是麻纸。敦煌洞窟中发现的北朝写经尽为麻制的纸。其特点是纤维较粗，原料中的纤维未打碎，成一束一束的形状，人们称为纤维束。同时麻料中有时发现一些红色小块，是由木质氧化而成的，后人称之为木素。晋时麻纸的纤维束成圆形，无光无毛，有时还能见到木素。
   隋唐时期，我国的造纸手工业遍及全国。麻纸这时仍是主要的用纸，有白麻纸、黄麻纸、五色麻纸等多类品种。麻纸的产量相当可观，唐玄宗时，仅每月发给集贤书院四川产的麻纸数量就达五千番之多。扬州的六合纸亦是一品质优良的麻纸，宋米芾的《十纸说》称“唐人浆锤六合慢麻纸，写经明透，年岁久远，入水不儒。”从米芾这段话中可以想象出，纸的初造，虽精必“生”，书画时易走墨难用，所以在隋唐时大都加以锤、浆，变成半生半熟的纸，也有只锤不浆（生纸锤浆，也能凝墨），或锤而填粉的。藤纸经过浆锤以后，在唐时成为一种有名的名贵纸，用量甚大，供不应求。隋唐书画大都用麻纸，我们见到的如唐摹《兰亭序》（天历本）、杜牧《张好好诗》、韩混《五牛图》以及敦煌出洞的大批唐代经卷，均是纸本麻料。唐代的纸本写经，白色是少数，大多数是黄色的，这种黄色的麻纸，是用黄柏水染成的，可以防虫蛀。《五牛图》、《张好好诗》的纸面上用浆加过工，纸质比较光滑。还有一种较厚的纸，叫作“硬黄纸”。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画谱》引王思善云：“唐有硬黄纸，唐人以黄蘖染之，取其辟蠧，其质如浆，光泽莹滑”。对硬黄纸的特点描述得十分清楚。唐人临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就是硬黄纸质地，从刻帖的裂纹上可以看得出来。唐代还有一种用黄蜡涂熨带黄色的，也称为“硬黄纸”，用以响拓法书。
   隋唐之间，开始看到有用树皮造的纸，大都用格树皮或檀树皮，它们的特点是纤维较细，此种质料虽比麻料稍亮些，但猛看起来仍发暗无光，纤维束成扁片形，微有纸毛；同时亦有用桑树皮的，基本特点是纤维更细、发亮，纸面容易起长毛，纤维束亦为扁片形。潘吉星同志曾化验过一卷隋开皇二十年写的《婆罗蜜经》和一卷唐开元间写的《无上秘要经》，前者是桑树皮，后者为格树皮。

[本文共有 12 页，当前是第 2 页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