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晓芒

真是很有意思，周国平曾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尼采研究。”邓晓芒则说，中国的黑格尔研究“还没入门”。若是换了别人，说出这样的话来，定然遭来骂声一片，但是他们两人分别代表着目前国内尼采研究和黑格尔研究的最高水平，他们这样说，真是再自然不过了。这就像苏东坡声称自己是陶渊明转世时，我们丝毫也不觉得他狂妄一样。不过我觉得，尽管周国平是研究尼采的，但他身上似乎没有多少尼采气质，而邓晓芒尽管是研究康德和黑格尔的，他却很有些尼采气质。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我曾说：“邓晓芒是中国最具有尼采气质的哲学家。”易中天反驳：“他？中国的康德！”事实也许在两者之间。

我知道邓晓芒，无疑得之于易中天的推荐。易中天和邓晓芒，在武汉大学同学、共事了多年，并曾合写了一部美学著作，两人的关系，可以算是“哥们”了。

易中天推荐的是邓晓芒的《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并且语重心长地说：“这本书并不好懂！”对于一个刚刚由画画改行学艺术理论的硕士生而言，《灵之舞》对我确实是太难了。从硕士到博士，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读了6年之久，大约也读了6遍之多，最后我想大概是读懂了。

邓晓芒的书，对我具有极为强烈的震撼力。这种强烈的内心震撼是阅读周国平的著作所没有体会到的。周国平的书，如《尼采》、《妞妞》，当然也相当感人，也能激动心灵，但是并没有触及我的意识的最深处，并没有在我的思想的根底造成天崩地裂的变化。在阅读邓晓芒的《人之境》和《灵之舞》之后，我发现以往觉得天经地义的某些东西被彻底摧毁了。对了，“翻天覆地”，就是邓晓芒对我的影响。

易中天曾经和我讨论邓晓芒的著作和邓晓芒的文风。他说邓晓芒的文字尽管不是多么“优美”，但仍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的“思辨的力量”。刚把话说完，马上就摇头：“好像也不只是这样哦！”毫无疑问，邓晓芒的“思辨的力量”十分强大，当世少有足与比肩者。与自称“不务正业”的周国平相比，邓晓芒简直是标准的“学院派”，受过极为严格的西方传统哲学的训练和逻辑能力的训练。但是，“思辨的力量”并非仅仅来自逻辑能力，假如没有“洞见”，那么“逻辑”又能是什么呢？无非是任何一个人花上一年半载就可以掌握的一门技术而已。邓晓芒既有“洞见”，又有“逻辑”，两相结合，互相促成，如虎添翼。所以他想问题和看事情，往往比别人深入一层、深刻少许。比方说，周国平、邓晓芒和张志扬三人，都写过一篇关于毛姆小说《月亮与六便士》的随笔。三篇当然各有所长，并且角度各不相同，但若仅以思想之深刻论，我觉得恐怕还是邓晓芒稍胜一筹。

洞见来自何处？来自体验。“思辨”只是邓晓芒的一个方面，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他的思辨始终不离人生体验，所以他说：“人生体验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基石。”有体验，才有文学，也才有哲学。有体验的哲学才是有生命的哲学。所以邓晓芒必定要将他的哲学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在南京的先锋书店，站在书架旁边阅读邓晓芒的随笔《哲学与生命》时的那种激动，仿佛昨日一般，当时的心跳，至今仍在耳边回响。

《灵之舞》就是把切身体验提升为思辨形式的一部奇书。邓晓芒始终不是周国平式的作家。一般的或纯粹的作家可以停留于体验之中，周国平式的富有哲学气质的作家则能使体验深化，而作为本色哲学家的邓晓芒，则必定要将他的体验变形，赋予其逻辑形式。

在《灵之舞》中，邓晓芒以他的深厚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功力，全盘反思了中国传统文化，他的眼光独到，并且刨根问底，入骨入髓，让人不由地感叹：“他的眼光怎么这么毒！”我觉得，读懂邓晓芒的书，看待世界的眼光必定发生难以想象的变化，而这就意味着灵魂发生了变化。这话说得有点玄。具体地说，邓晓芒的眼光透过了他的个人体验触及到了心灵中的一个很深的层次：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并且釜底抽薪，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据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通过阅读《灵之舞》，我解决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早在本科学国画时就已经隐隐存在了，如影随形，挥之不去，那就是我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现在我明白了，与传统文化的延续，只是一种习惯，并不是一种必然，也不是一种义务。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就可以放下包袱，自由地去接纳并吸收全世界的、特别是欧洲的更为丰富也更有活力的文化。所以这是一部“启蒙”之书。我乐意接受邓晓芒的启蒙，并且我想，假如我的内心经历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话，那么邓晓芒的启蒙似乎是中国当代青年学子的必经阶段。因为直到目前，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仍然摆在我们的面前。

前几天我刚刚读了一本今年新出版的书：罗伯特·M·波西格的《万里任禅游：人类寻找自我的奇妙心灵之旅》，这是一部美国人对西方文化进行全盘反思的“小说”，就其思考的透彻和批判的深度而言，与邓晓芒《灵之舞》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批判主义》是《灵之舞》的一个延续。这是一部随笔文集，其中包括我非常喜欢的《哲学与生命》、《〈月亮与六便士〉的宗教意义》、《〈伤逝〉的文化冲突试析》、《孔子与苏格拉底言说方式比较》等等。当然这部文集的主题是“继承五四，超越五四”，自觉地深化并发展以鲁迅的批判精神为代表的五四精神，故称“新批判主义”。邓晓芒认为，鲁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批判最深刻最有力的人，但是鲁迅的批判还停留于“国民性”的层次，而他的批判则试图超越这个层次而抵达“普遍人性”的层次。

《灵魂之旅：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生存境界》是邓晓芒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与专业文学批评家的比较关注技巧、形式的同类著作大有不同，他的眼光一如既往地具有穿透力，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直逼中国文学的“根”。正是由于他的这本书，使我对史铁生的小说《务虚笔记》产生浓厚的兴趣。我觉得《务虚笔记》简直可以得诺贝尔奖。周国平在《各自的朝圣路》中也有一篇关于《务虚笔记》的评论，对照来读，颇有收获。

在邓晓芒的著作中，像《人之境》这样通俗易懂的小册子，绝无仅有。他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比较高深，曲高和寡，读者寥寥。所以邓晓芒的大部分著作都只印4000册，与当年周国平《尼采》的数十万册，如今易中天《品三国》的百万余册相比，这个数字显得可怜兮兮的。大江健三郎在接受水均益采访时说，假如村上春树的书能够卖出100册，那么他的书只能卖出3册。但他认为，书的销售量和书的价值以及书的影响无关。诚然！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自费出版的，第一版仅印刷了40册，恰好折合邓晓芒印数的1％。然而后世阅读尼采的，何止成千上万。尼采影响了周国平，周国平又影响了我们。同样地，邓晓芒并不直接面向大众，他的读者群是具有较高素质的“精英分子”。比如《灵魂之旅》其实是写给作家们看的。邓晓芒影响了作家，而作家影响了大众，因此，邓晓芒与尼采一样，属于“作家中的作家”。

比较喜欢邓晓芒的随笔体和讲演录，他的专门的哲学著作和研究性论文，比如《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中西文化视域中真善美的哲思》，我也能勉强读下来，但是很难产生发自内心的喜欢，这当然是由于我原本只是一个业余哲学爱好者。

我曾想再度“改行”，专门搞哲学，报考邓晓芒的博士生。因为易中天对邓晓芒的学问和人品都倍加推崇，“邓晓芒人非常好！”这几个字从易中天的特别肯定和有意加重的口气里传达出来，显得特别有分量。于是我下定决心，去武汉大学拜访邓晓芒。

1999年，初冬季节，我来到邓晓芒的家。

邓晓芒刚刚搬了新家。新家颇为宽敞，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阳台。邓晓芒告诉我，阳台上设有书桌，他平时基本上是在阳台上读书。言语之间，对自己的新家相当满意。他说他非常怕冷（我心想，和我一样），所以在家里也穿着鞋子。邓晓芒当时就穿着一双新鞋在家里走动，那鞋像是初次穿上，商标没有剪掉，在地板上拖来拖去，十分的碍眼。我看在眼里，顿时记起了易中天对邓晓芒的评论：“他一点也不会买衣服！”

我积极地向他提问。谈我的硕士论文，谈他的书，谈鲁迅，谈易中天，谈周国平，邓晓芒一听我提起周国平就说：“周国平很不错啊！”可是我被告知不能报考他的博士。因为邓晓芒当时已经为学生发表论文的事情辞去了博导职务，据说这件事情，曾被登在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头条。而且邓晓芒招收的是西方哲学史专业的博士生，必须是学德语或英语的，而我是学日语的。我打电话向易中天汇报了这个情况，易中天建议我选择中国哲学史专业的郭齐勇教授。邓晓芒说，经过一场对话，他发现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与郭齐勇的路数不符，假如师生的思想兴趣差异太大，那将会很尴尬的。因此邓晓芒把这个方案否决了。他帮我推荐了武汉大学的其他博导，后来我经过考虑拒绝了。

现在想来，我当初不去武汉大学，不能做邓晓芒的学生，尽管是“最大的遗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我心目中，邓晓芒始终是一个符号，代表着一种最高的可能性，即一个人的思维所能达到的极限，就像伟大小说中的人物代表着人类生存的可能性一样。对于这样的符号，我想唯一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把他推到远处，设为一个标准，并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自己每时每刻所处的状态，就像地平线始终在前方，使人能够看到，然后不断朝它前进。

迄今为止，我只见过邓晓芒一次。但是这一次的见面使我永远无法忘怀。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想起或说起邓晓芒。时隔一年之后，我壮着胆子硬着头皮，给他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话：“为什么我不该写信给克洛普施托克，把作品寄赠他本人并请他指正呢？难道我不该和活人打交道而非得在将来再去朝拜他的坟墓吗！”不料邓晓芒竟然回信了。写完博士论文初稿，寄给邓晓芒，他在百忙之中居然也仔细读了并且提了不少修改意见并且颇多鼓励。易中天告诉我，邓晓芒读了我的博士论文，对他说：“郭勇健具有你我两个人的特点。”而收到邓晓芒的信后，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必须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配得上邓晓芒的期许！

邓晓芒的两封亲笔信，成了我的宝贝。我从这两封信中看到的，不止是邓晓芒对我的鼓励，而且是一个前辈学者的风范。据说，罗曼·罗兰年轻时曾经给心目中的大师托尔斯泰写信，托尔斯泰居然给一个陌生的无名小卒回了一封数十页的长信。这件事情激励了罗曼·罗兰。日后罗曼·罗兰也名扬天下，求教者和崇拜者不计其数，但无论多么繁忙，他都要争取抽出时间回信。人文精神到底如何传递下去，这或许可以看作一个样本吧。

现在我不敢随便给邓晓芒写信了，我怕他一眼看穿了我的浅薄。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我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著作奉到他的面前，只是不知道那时他是否还记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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